□检察机关要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由“小错”滑向“罪错”的发生发展规律，推动落实分级预防、早期干预、科学矫治，逐步扩大监护干预，有序拓展社会干预，适度加强专门教育，尽量减少司法干预。
□检察机关应落实监督职责，督促相关部门有效去除“标签”，依法保障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复学、升学、就业。
□检察机关可依托大数据解决信息不畅、职能耦合不够、治而反弹等难题，促进未成年人检察预防治理的优化，积极开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，构建“应用模型+业务系统+App”的数据模式。
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更重的责任，强化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。为贯彻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，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，检察机关应坚持从政治上着眼，从法治上着力，依法履行监督职责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贡献“检察智慧”。
一、依法履职，构建干预性预防体系
检察机关通过严格依法办案，建立刑事惩戒、保护处分、教育矫治分工衔接、梯次有序的干预性预防体系。
一是依法惩戒。检察机关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落实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方针和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原则，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；始终绷紧“严格依法”这根弦，既要防止惩治“依赖”，又要防止惩戒缺位，辩证考量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性特点与个案的特殊性，充分考虑社会基本伦理和公众普遍感受，注重“三个效果”有机统一，防止突破法律底线一味从宽或简单求严；坚持因案施策、因人施策，把握绝大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、社会危害性较小、主观恶性较轻的特点，依法从宽，针对极少数性质恶劣、手段残忍、后果严重的犯罪，依法从严。
二是强化监督。检察机关要加强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赋予的检察监督职责，依法监督、主动监督，多开展深层次违法行为监督、个案监督、类案监督，以监督刚性强化预防刚性；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犯罪诉讼活动的监督，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的力度和精准度，强化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，以公正司法促犯罪预防；注重双向保护，既要监督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，又要保障未成年被害人权益，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司法救助，实现有温度的预防。
三是多元干预。检察机关要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由“小错”滑向“罪错”的发生发展规律，推动落实分级预防、早期干预、科学矫治，逐步扩大监护干预，有序拓展社会干预，适度加强专门教育，尽量减少司法干预；科学划分罪错、年龄、措施强度等级，以矫治转化为根本目的，分层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规定的家庭教育指导、司法训诫、赔礼道歉、责令具结悔过、行为矫治、社会观护、专门教育等，建立轻重不同、各有侧重的干预措施体系；探索检察监督推进监护干预方式，强化家庭的原生性预防责任，督促公安机关对严重不良行为的有效干预；健全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标准、方式、评估、监督等制度，推进帮教规范化，对于作出不捕、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，与司法社工组织协商，实行个性化精准帮教，加强与审判、刑罚执行机关的帮教衔接，防范“一放了之”“一判了之”；推动解决专门教育资源不充分、分布不均衡等带来的“应送难送”问题，积极履行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和法律监督双重职责，建立司法办案与专门矫治教育的衔接机制。
二、综合履职，构建保护性预防体系
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具有多面性，既有心智不成熟等主观因素，也有权益保护不到位等客观因素。检察机关应增强预防的系统性，健全综合履职、全面保护工作模式，发挥“四大检察”的聚合效应，增强预防质效。
一是融合检察职能强化保护。要集约履行检察职能，多维度实现矫治转化、权利保障，消除未成年人因权益受损滑向犯罪的诱因；坚持刑事检察的基础定位，通过依法惩戒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个体矫治、整体预防，通过依法惩治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实现阻断式预防；建立内部线索分析研判机制，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同步研判未成年人涉罪与民事权益、行政权益以及公共利益受损的关联性；通过民事检察，解决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侵害、民事侵权等问题；通过行政检察，监督纠正涉及未成年人的行政违法行为，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。
二是监督推进源头预防。要通过办案深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原因，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、失学辍学、网络不良信息诱导、部分游戏软件宣扬暴力、特定场所禁入失守、新兴领域管理盲区等问题，依法办理有示范引领意义的案件。通过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，督促相关部门充分履职，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“隔离带”；通过办理民事公益诉讼加强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公共利益保护，防范因合法权益受损导致未成年人犯罪；重视制发类案检察建议，解决多发性、常发性权利“破窗”，助推行业治理、系统治理，完善制度机制。
三是促进涉罪未成年人“再社会化”。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，是预防再犯罪的重要保证。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3条第2款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8条、59条规定，涉罪未成年人被依法处罚后，具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受教育权、就业权。根据刑法第100条第2款、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，对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，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，在入伍、就业时免除前科报告义务。检察机关应落实监督职责，督促相关部门有效去除“标签”，依法保障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复学、升学、就业。
三、能动履职，推进构建预防治理体系
预防治理具有长期性、根本性特点，既要抓末端、治已病，更要抓前端、治未病。对此，检察机关要以法律监督撬动“六大保护”融通发力。
一是推进治理格局构建。在坚持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的预防治理格局下，检察机关要积极向党委提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报告，梳理共性问题，提出决策建议，建立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；要坚持监督定位，积极融入，恪守边界，做实检察机关长期探索、成熟定型的履职方式，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预防途径，以督促监护、家庭教育指导助推家庭预防，以法治副校长履职强化学校预防，以专项治理、社会支持等联结社会预防，以惩治网络犯罪推进网络预防，以督促依法履职助推政府预防，以协作配合、监督制约共促司法预防，形成“六大保护”的预防合力。
二是推进社会支持体系建设。检察机关要会同共青团、妇联、关工委等单位，落实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，明确司法社工组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职责范围、工作方式、评价标准、职业保障，提升司法社工参与预防的专业化水平；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正视司法社工组织发展滞缓等问题，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，发挥好农村“五老”、社区“老阿姨”作用，“不推一把，拉一把；不帮一时，帮一世”，让传统的预防经验焕发新的生机。
三是推进大数据赋能“智治”。检察机关可依托大数据解决信息不畅、职能耦合不够、治而反弹等难题，促进未成年人检察预防治理的优化；积极开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，构建“应用模型+业务系统+App”的数据模式；加强与公安、教育等涉及未成年人部门的数据共享，推动建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、早期干预、线索移送、跟踪帮教、权益保障等相互联结的数据模型，通过数据比对、碰撞，强化预防措施，推动建立“个案办理—类案监督—系统治理”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“智治”新模式。
（作者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）
